哈佛眼科中心

在哈佛求學的那段歲月，是我生命中學習成長裡一個重要的階段。

在這世界一流的學府裡，我認識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菁英，同時大量吸取國際眼科醫學的知識與技術。

2010年，我想在臺灣，在這一塊土地上，把我在哈佛學習得到的養份、還有多年行醫的成熟經驗，放在「哈佛眼科中心」（Harvard vision center），並讓臺灣眼科醫療的水準，可與國際接軌。

還記得1997年，我在長庚醫院的眼科服務，一直很希望自己可以能有進修的機會。那時，大家爭取進修，要各憑本事，很多人靠科裡資深的醫師幫忙，而我則請當時醫院院長、也是長庚大學張昭雄校長推薦。

我還記得他建議我不一定要走以前的人走過的路，他鼓勵我試試看哈佛大學。

可能嗎？剛聽到校長的建議，我嚇了一跳！

但試試看罷～，我先選擇了美國六所眼科醫學排名較前頭的學校，但沒想到幾乎每一所大學都上，而且哈佛還是第二所通知錄取我的。

進入哈佛，同時轉系成功 

這真的是十分難得的機會。

進入哈佛，我與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泰國等各國的fellow跟隨準分子雷射大師Dimitri Azar教授學習，我先進入哈佛大學附設醫院眼科MEEI（Massachusetts Eye & Ear Infirmary）做臨床訓練，同時在SERI (The Schepens Eye Research Institute)的實驗室做基礎研究。

隔年我申請上了哈佛公衛學院的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很多人說，在哈佛轉系十分地困難，因為每個系所都是早早額滿，豈會有轉系生的存在？但我的興趣主要在數學的統計分析，而公衛學系必修科目太多，無法修習太多數學相關科目。很希望能往自己的專長發揮，所以我大膽地向流行病學系提出轉系的要求，但沒想到，在我提出這樣的需求，系主任(Dr. Walker)瞭解我特殊的學習經驗下，他告訴我：it’s possible！

只是等到最後一天、最後deadline，我並沒有接到系主任准許的通知，我慌了，主動前往系所辦公室詢問秘書，秘書說這天是開會日，不一定能碰到系主任，但她知道系主任年紀大了，會議中可能會經過辦公室去上洗手間，秘書答應我，只要她看到主任走過辦公室，就會代我詢問他。我懷著忐忑不安之心離開，不意不到十分鐘，就收到了主任同意的mail。

我成為哈佛的學生，而且是哈佛少有可以轉系的學生，這樣的經驗對我來說，印象深刻難忘。

哈佛讓每一位哈佛人能有獨當一面的競爭力 

到今天，我還記得上學第一天走進哈佛、走進公衛學院，就看到一面牆，牆面寫著學校在非洲投入進行AIDS研究的介紹，那時我就感受到，在這樣大的學府裡，重視的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他們真實地走在世界的第一線，深入社群，然後用活生生的題材做研究，而其研究所用到的資料是何其珍貴。

開學前，為了讓我們這群新鮮人溫故知新，學校排了一些數學相關課程，有位數學教授出了題X⁸的方程式，卻只給了4個解，當場，我斗膽指出”少了4個虛數解”， 教授不但不生氣，還道了歉，感謝我這來自Taiwan的初生之犢，哈佛教授的學者風範，令人折服。

不只有理論基礎強，每一位哈佛人都有很強的實戰經驗，每當上課結束，下一秒就會看到同學們在餐廳、在圖書館裡討論，分組作業，每個人都有效率、有能量地運作，讓哈佛整體的研發能力很強、整體研究團隊水平很高。

除此之外，哈佛也是個聯合國、地球村。在我求學的那一年，哈佛所有的系所合起來僅約有兩百多位學生、但這些學生來自世界26個國家，讓哈佛成為名符其實diversity、多元化的學校。

在哈佛如此開放的學習環境下，我以一年的時間，同時修習碩、博士的課程。

在此短短兩年的訓練下，促趨我能快速閱讀與吸收資訊、系統性消化學術知識，讓我可以在學術研究的發展路上、以及後來工作上，可以奪得先機；同時，哈佛也訓練我，增強我獨當一面的能力，讓我在醫療的診斷上更為明快、而且能夠持續精進。

即使到今天，我仍與歐洲、美國的眼科醫學會緊密結合在一起，就算沒有出國參與會議，但透過網路，仍然可以瀏覽學會每日所發出匯總後完整的資料，這些都是我在哈佛累積學習到資訊管理的經驗，讓我可以很輕鬆和世界最新的眼科發展，同步成長。

為臺灣建構可與國際接軌的眼科中心

從哈佛回來，回到臺灣。我前後參與台北與林口長庚、基隆長庚的眼科發展， 並擔任康寧醫院、嘉義長庚，以及台北慈濟醫院的眼科主任，直到今日，才決定開始創業，創設屬於自己的「哈佛眼科中心」。

我一直相信醫學最大的價值是「求真」跟「求實」！

會想創設「哈佛眼科中心」是因為我十分希望能夠創設一個能夠明確地傳遞眼科醫學知識的地方，我想有足夠的時間和病人詳細的說明他的病況、和病人溝通到底什麼樣是對、什麼樣是錯。不講模稜兩可的事物，而是讓醫學資訊完整、公開、透明。

我一直認為病人有權力和醫師一起得到正確的醫學資訊，而且是能夠與國際接軌的醫療水準，特別是國際眼科醫學發展日新月異，而我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吸收這些資訊的情況下，我當然要幫大家跳脫現有健保體制的框架，把整體治療水平往前推進，往西方比較進步的方向發展，不論是藥物的治療、雷射的治療、白內障的治療，都是。

我常和人分享instant information的重要性。在網路科技應用普及的時代裡，病人做完任何的檢查，都應該可以馬上知道結果，不用等待；透過電腦資訊的應用，我將遠端資料拿到病人的面前，透過影像的說明和病人解釋、討論，並且精準地為病人診斷，確定要做怎樣的治療，我認為這才是醫療的進步。任職嘉義長庚醫院眼科主任時，因為實際參與研發e-hospital，有幸與何特助及吳副院長親臨圓山飯店領取”國家醫療品質金質獎”的殊榮，當時秉持的就是這種哈佛人”求真求實”的精神。

哈佛眼科中心（Harvard vision center）就是我想在臺灣的這塊土地上，以我的專業，在哈佛學習所獲得的養份，並應用新的觀念，創設的眼科中心。2010年，在台北內湖科技園區裡，除高科技數位資訊的應用，在基湖路上還將出現一個可以與世界最新眼科醫療接軌的「哈佛眼科中心」。